高雄市經貿發展協會 蔣權瀚總幹事
一、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是亞太情勢的轉折點
2016年，國際亞太情勢自7月12日的南海仲裁案後，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在東亞地緣政治上，以美國為首，集結日本、新加坡與代理人菲律賓，所謂泛亞太民主國家聯隊，自2013年起，由菲律賓總統阿奎諾為黃岩島領土爭議，出面向國際仲裁庭提出仲裁後，此後三年期間，美國不斷的藉由新加坡的香格里拉會議(亞太國家國防部長會議)，向中國在南海地區填島造陸的情形施壓外，也頻頻以第七艦隊的海上武力，進出南海爭議的島嶼，企圖以軍事的優勢壓迫中國大陸屈服。(二)、在東海地區，美日修改美日安保條約的協防範圍涵蓋釣魚島的領域，加以日本進行釣魚島的國有化作業，一度引起中、日雙方的軍事緊張情勢，雙方互設航空識別區。當然，中國大陸藉機產生的排日仇日民族主義的大旗，也不斷地造成日本商品在中國大陸的市場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三)、過去三年來，一切在東亞與南海的緊張情勢，皆是由美國於2012年所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政策』，所產生的結果。當然其目的無不是以圍堵中國大陸在東亞與南海的海上勢力，以降低對日本及美國同盟的利益損害，包括以外交、軍事，甚至經濟組織的差異化條件，進而將全球化的WTO遊戲規則，片面的以TPP經貿組織，對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戰，以延緩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
中國大陸於南海仲裁案宣判之前，對於來自美、日的各項壓力，不論是美國南海軍事挑釁、日本東海的防空識別區、香格里拉的防長會議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的強力措辭及國際仲裁庭的荒誕判決，這些壓力都沒有促使中國大陸有所退縮，特別是在南海議題上，不論外交或軍事準備，都展現其大國崛起的實力。
因此，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庭宣判後，雖然菲律賓為原告的訴求獲得書面上的獲勝，但實質上菲律賓卻輸掉了經濟與貿易發展的一切機會，在觀光及農業產業方面依然沒有起色，中國大陸仍然杯葛，黃岩島海域依然無法捕魚，連仲裁費三千萬美元也無從著落，因為美國並未兌現承諾支付該筆費用，更重要的是美國又再重返菲律賓的軍事基地，讓菲律賓的反美情緒又在高漲。 而後當選總統的杜特第先生，就一再表達出對美國政府將菲律賓當作殖民地的次等國家，而感到不齒的態度。當然民生經濟的成長發展才是國家領導的真正責任時，杜特第一反南海仲裁案的的結果，向中國輸誠，擱置南海爭議，接受中國大陸的雙邊協商建議，使的杜特第總統獲的中國大陸經濟支援的大禮。這樣的轉變似乎大出美國及日本意外。也造成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陣營的傷害。
南海爭議海域的另一要角越南，在美國歐巴馬總統訪問越南後，也在10月中旬讓中國大陸海軍艦隊訪問金蘭灣，此一態勢表明越南在南海仲裁事件上，已經向中國大陸靠攏，畢竟湄公河的上游是中國雲南省的爛滄江，在中國大陸
水庫大壩的控制下，越南的農田耕作灌溉是需要中國大陸的協助的。不然
2016年二月，越南春耕初始遇到旱災，越南李春福書記請求李可強總理的支持，讓爛滄江大壩放水，以解越南春耕無水之苦。越南才了解到，美國歐巴馬總統的來訪，只不過是要賣武器給他們，但TPP的大餅卻在美國大選的兩個候選人競選口號中消失的無影無蹤。越南還是顧好自己的肚子比較要緊。可見，7月12日之前的越南政府在南海仲裁案的各項對外態度都是配合美國演出，實際上早已對中國大陸表達其合作的態度，此一結果，也是2013年12月兩國南海爭議海域，中國大陸831鑽油平台撤離後，雙方已有默契的結果。
當然9 月份的東盟會議中，除新加坡外的其他國家特別是主辦國寮國的全力護航外，其他東盟國家都同意南海爭議應該依照2002年通過的雙邊協商機制，以合作協商代替爭議對抗才是最好的處理機制。這無非是中國大陸在南海地緣政治上的一項勝利，也確保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絕對影響力。
二、美國國內保守主義抬頭及財政赤字擴大，影響基層民眾對美國世界警察腳色的疑慮，進而造成美國總統政見的保守化。
美國國內製造業的空洞化，以及就業機會為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所取代，加以在中東地區軍事介入的情形造成財政負擔日益沉重，以及美國子弟生命的付出得不到相對的尊重，反倒是恐怖主義對美國人的威脅更加嚴重，這時沒國國內的藍領百種人，開始緬懷80~90年代美國的輝煌，希望美國的新領導
人能以正興美國國內經濟，創造美國就業機會，減少企業稅收增加投資誘因，甚至降低海外駐軍的負擔，不參與
TPP經貿組織以減少貿易赤字為訴求，也導致美國在下半年對於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政策產生鬆動，而11/7日新選任的總統川普先生，更是在APEC會議後，直接回絕日本安倍首相堅持推動的TPP經貿組織。美國政府已經領悟到美國的資源是有限的，美國需要將有限的資源運用在對美國絕對有利的政策上，因此川普總統上任後，應該會以雙邊協商合作機制，代替多邊協商組織的經貿政策，以獲得對美國更有利的經貿發展條件。這也將日本在亞洲作為美國代理人的腳色產生了疑慮。似乎日本應該了解到自己國內經濟與產業的發展無法在美國的市場上產生更有利於日本企業的利益，加以美國選後的金融情勢走向強勢美元，美元指數達到102，這無不指向美國聯準會12月份升息政策是確定的，而興新國家的經貿發展，可要過一些苦日子，畢竟美元的強勢，表現對於國際資金向美國移動的趨勢是肯定的，也表示興新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亟需要國際資金的持續投入，以支持經濟的持續成長，但如果未來的國際美元回流美國，而中國大陸的資本輸出及過剩的庫存，正好可以填補東南亞資金的短缺與設施興建的原料供應，不諦對中國大陸而言會是好事一樁，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就需要在2017年川普總統上任後，其亞太地區的經貿政策與地緣政治與軍事佈署是否如前所預期的如此發展，也相對地改變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推動路徑。
三、日本亞太地緣外交及經貿上的挫敗，使的日本必須在亞太地區尋求另外的
發展路徑，以延續日本經濟持續發展。
南海仲裁案後的東南亞情勢轉變極大，除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的領導人一一向中國大陸輸誠，並獲得重大資金與建設支持外，緬甸的軍方領導也前往北京向習近平表達合作的態度，希望中國大陸支持緬甸的經貿建設。日本在東南亞的各項投資計畫，受到中國大陸的挑戰，除了泰國依然是日本最大的投資國外，似乎僅剩印尼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還保持對日本新幹線的興趣，畢竟，印尼有東南亞最豐富的年輕勞動力，在對中國大陸的貿易的依存度上沒有像越南及菲律賓如此之深，因此對於日本而言，會是未來東南亞地緣政治上可以共同合作的隊友，只是中國大陸高鐵系統成本低，日本依然敗下陣來。在南海仲裁案後東盟國家的相對傾中，使的日本的勢力受的影像外，美國大選結果更是使的日本的亞洲地緣政治勢力，將更要自立自強了!所以加強與韓國政府簽訂軍事情報合作支援協定，與俄羅斯普丁表達善意。其次，對於中國大陸也開始表現出相對的低姿態，11月28 日中、日雙方展開停止一年8個月的中日軍事聯繫機制協商會議，就是發覺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緊張關係應該要有所降溫，避免在美國國內政權交接的空窗期間，中日雙方產生不必要的或意外的衝突。期望在美國川普就任後，是否如紐約時報評論一樣，美國總統選舉說是一套，當選後做又是一套，讓TPP起死回生，讓美國亞洲軍事力量依然支持美日安保條約。否則依照川普總統所公開表達的美日安保政策需要日本全面負擔駐日美軍經費，這將增加150億美金的負擔，全年達到將近700億美元，如此的
成本，是否為日本國內人民所願意接受的政策嗎
?這有待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及軍火財團的協商了!
四、2017年全球興新國家將面臨資金缺乏困境，台灣將如何因應?如果中東再有戰事爆發，油價又上漲，台灣的民生物價也將水漲船高，政府又該當如何面對呢?
其實台灣的『公平正義』均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極大的關聯性，如果台灣的經濟成長率能維持4%，CPI年增率能在2%以下，失業率也控制在3,5%以下，那台灣就比較沒過大的公平正義問題，低失業率、低物價指數、又有溫和的經濟成長，那是全球最佳的幸福指數。但是這樣的幸福指數對以國際貿易為主要發展的台灣而言，如何穩定的與日本、中國大陸、美國及東盟維持適當的平衡發展，是最重要的課題，這其中包括國際金融的最適配置!國際貿易的均衡輸出入!地緣政治上的平衡選擇等等，這些種種國際課題無不與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產生極大的關聯性，這三個國家對台灣的國際貿易佔了台灣進出口貿易總額的75%!更別說科技產業的關聯度更達90%以上， 所以台灣的幸福指數與這三個國家是息息相關的!
而台灣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國家，除了優秀的人才與戰略地位外，能源、大宗原物料、高科技專利及原料等都掌握在美、日手中，而國際貿易的支付貨幣也掌握在美國手中的美元，這也使得台灣不得不在地緣政治上考慮與美、日兩國的立場，畢竟這兩國家與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0%以上、與這兩個國家
貿易是處在入超的狀況，約
240億美元左右。其次，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將以擴大內需、增加製造業回流美國、促使美元回流美國，聯準會的升息已明顯表示12月份的會議。興新國家包括台灣，2017年將面臨資本流動不足的窘境，從過去24季台灣資本帳淨流出約2,600億美元，即可了解台灣資本的流動性將會更嚴重。如何增加台灣島內的資本流動性，可能比5+2的經濟策略還要重要。因為5+2的政策有50%的項目已經屬於成熟型產業，所產生對內需擴大的效果相當有限，且多屬私人企業的發展項目，普遍性有待觀察。因此，資本門的淨流失、台灣對美、日貿易逆差以及TPP的終止，台灣的經濟政策似乎是讓台灣導入被美、日資本家『剪羊毛』的險境。未來兩、三年台灣的金融資產將會被美、日資本家所掌握。如果台灣不再找出讓台灣脫離上述經濟困境的策略，台灣未來兩年，即算是經濟成長率達到3%的水平，也是會在貧富不均的現狀下；過度傾斜科技產業；中下階層與中小企業將受到資本流動性不足，而停滯發展。如果就在這『屋破』的同時，又逢物價上漲的『連夜雨』時，那台灣的民生經濟將萬劫不復!中東地區爆發大規模的戰事影響油價再度大漲，也帶動電價大漲，則這能源被外國掌控的台灣民生物價將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浩劫中!加以電業自由化後，台灣的能源資產將為國外資本家給掌握!台灣真的淪為資本家的殖民地了!
五、擴大內需、更新公共基礎設施帶動基礎傳統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機會、擴大資本流動性，才是翻轉台灣的經濟的真正策略。
台灣自從政治民主化以後，在諸多國內的經濟建設都受到民主機制的審視，特別是環保審議制度、財政報酬率機制、地方補償回饋機制等等，使得台灣諸多基礎建設或重大產業投資計畫受到延宕，機場捷運延宕十年，在海外其他發展中國家及認為不可思議!因此重大產業投資計畫及基礎建設要面面俱到，顧及諸多因素，是有其困難的。特別是財政報酬率的估算，許多衍伸性的邊際效益是無法財務量化的，譬如高鐵速度提升的效率!譬如地鐵增加運載量後，減少私有汽車的空汙成本!這都無法用財政投資報酬率精確估算!對於台灣國內的產業發展而言，特別是依靠人才及戰略地位發展的產業，例如國際貿易、物流、精密科技、觀光文化等產業，更是需要先進、安全、舒適及效率的基礎設施及產業環境，創造台灣新一輪的經濟大轉型，將台灣下一世代的產業發展帶入新的發展領域，具有創意、科技、文化、安全、舒適、健康及有效率的生活環境。因此、大機場、大港口物流園、地方軌道運輸系統、環保科技產業園區、自由貿易商業特區、國際級休閒娛樂園區及宗教文化特區等基礎建設或產業投資，是能將台灣的整體競爭力在提升到已開發國家行列最重要的重大施政，這其中包含了硬體設施外，也同是會帶動軟體系統的提升。使台灣的產業發展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不僅增加就業機會、也帶動內需產業的需求!完成後更是增加外部效益!觀光旅遊、城鄉平衡發展、甚至增進跨國產業合作效率等!這都是非財政投資報酬率，或政治風險評估所能量化分析的!也由於重大投資的投入，使的台灣國內的資本流動性增加!避免陷入『通貨收縮』的險境!國家的進步不僅在
於人均
GDP的成長，更需要在『公共設施』上的進步、舒適、安全與健康上，完美呈現。請參酌本人所撰構『推動區域差異化的南台灣大基礎設施方案』-再創台灣的下世代經濟奇蹟—一文。
六、『自由、開放、平等與和平』是台灣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基礎，不能偏廢任何一方，否則『順了川意』，『違了習意』，對台灣的政經發展都會造成負面影響。
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社會，當然對外關係要有自主與平等的立場與國際定位，此基礎認知無庸置疑。不自由!吾寧死!這也是創立中華民國先聖先賢拋頭顱灑熱血的遺志!但民主自由的精神不能淪落為民粹的政治鬥爭工具!必須適合於全台灣人民的意志，而非為一黨或私人所利用!因此，台灣的亞太地緣政治與經濟腳色必當以自由平等與和平作為基礎，對美、日、中都要展現台灣的戰略地位優勢!不需自我矮化，需要美、日的軍事、科技支援，甚至落入美、日假設的戰爭模擬概念中，因為戰爭不僅有實體戰爭!更嚴重的是經濟戰爭；金融戰爭、貿易戰爭、市場資源戰爭及科技戰爭等等，所以台灣需要整體考量台灣的整體資源與條件，包括我們常常忘記的東沙島及太平島!這兩處的戰略價值，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對中國大陸一樣，對美、日也一樣!如果台灣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周邊勢力採取政治和平、地位平等、貿易自由與投資開放等基本原則，相信台灣的產經發展條件會是亞太地區最好的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