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管理學博士 范振家
中華新聞報 / 范振家博士專欄 : 當鞭刑遇上詐騙，《回魂計》不只是戲，而是人民望治心切的鏡像
當一個國家開始討論「詐騙犯是否該挨鞭子」，那已不只是刑罰技術的問題，而是社會忍耐極限的試煉。新加坡政府正考慮修改刑法，讓詐騙者成為鞭刑的對象，最高可達二十四下。這個以法紀嚴明聞名的國度，終於也被「詐」得失去耐性。自2019年以來，詐騙損失超過34億美元，2024年更創下11億美元的紀錄。當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化作一個個被掏空積蓄的中產與長者，社會情緒的臨界點也被推向「以痛制詐」的極端。
或許，這是人們對制度失效的最後吶喊。當警告無效、宣導徒然、科技防詐成了口號，群眾自然寄望於「重刑」來恢復秩序的幻覺。鞭刑，不只是懲罰，更是心理報復的代名詞。它象徵著那種失落的正義，既然法律無法讓受害者重獲平靜，那就讓加害者的皮肉來替代贖罪。只是，痛楚真能洗滌道德的污漬嗎？
《回魂計》這部Netflix影集，正好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橫空出世。兩位母親為替遭詐騙害死的女兒報仇，不惜讓死刑犯「復活七天」，親手讓他受盡折磨。這不僅是懸疑劇的設定，更像是一場全民的心理投射：我們多麼希望，那些操縱人性、榨乾良知的詐騙者，能真正「痛一次」。然而，戲劇的殘酷在於，它讓觀眾在報仇的快感之後，看見人性更深的虛無。
在劇中，母親慧君與趙靜從悲痛走向瘋狂，她們的復仇不僅針對兇手，也針對那個讓罪惡有機可乘的世界。她們以愛之名行極端之舉，卻在復仇的盡頭，發現正義早已被仇恨稀釋。那場「復活七日」的煉獄，不僅讓兇手受罰，也讓她們自己成了新的囚徒。這不正是現實社會的縮影嗎？當全民高喊「重罰詐欺」之際，我們是否也在不知不覺間，把正義簡化成了情緒的出口？
新加坡要「打」詐，台灣也不遑多讓。從「詐欺防制專法」到各式跨部會行動方案，我們一次又一次宣示決心。可是，當新聞版面仍被「AI美女詐騙」、「假投資群組」佔滿，當受害者連報案都被勸「不可能追回」，重刑的呼聲自然高漲。社會不是不知道法律要講比例原則，只是當正義遲到太久，人民便想自己「伸張」。
反諷的是，越是文明的社會，越容易被「非文明的懲罰」誘惑。新加坡的鞭刑議題之所以引人注目，正因它揭示了文明的兩難：一方面，我們強調人權、矯正、重生；另一方面，當被詐的人命、尊嚴與財富成為灰燼，我們又渴望一種「看得見的報應」。那是一種肉體上的審判，用力地提醒社會：惡有惡報，仍是道德的底線。
《回魂計》的恐怖，不在於鬼神，而在於人心。它讓觀眾在兩位母親的復仇裡，看見所有被詐的焦慮、憤怒與無助。那份痛，是跨國的、跨階層的；那份渴望報應的情緒，也正驅動各國政府不斷祭出「更重」的刑罰。只是，當法治的理性被情緒推著走，是否正逼近另一種危險？如果正義成了復仇的代名詞，法律的尊嚴又從何而來？
或許，社會需要的不只是「更痛的刑罰」，而是「更有力的防線」。詐騙的猖獗，不只是個體道德淪喪，更是跨國洗錢、資訊安全、金融監理、網路平台責任的綜合失靈。《回魂計》揭露的「詐騙園區」，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黑洞的縮影，當人被降格為數據、業績與工具，惡自然成為生存的語言。
因此，當我們凝視新加坡的鞭刑辯論，或沉迷於《回魂計》的懲惡高潮，也應該問自己：我們要的真的是報復，還是改革？真正的防詐之道，不在於「打幾下」，而在於社會能否建構一套讓「人不必被迫成為惡」的制度。
《回魂計》讓人毛骨悚然的，不是死者復生，而是人心對正義的扭曲渴望；新加坡擬用鞭刑對抗詐騙，更像是一場文明社會的鏡中之舞，當法律的理性逐漸讓位於報復的情緒，也許我們都該停下來問一句：究竟誰，才是真正詐騙了我們的信念？
范振家博士簡介：
范振家，現任高雄市警察局前鎮分局行政組長，並獲得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管理學博士學位。其專業研究領域聚焦於犯罪防治，尤其是電信詐欺產業的運作模式與防制策略。
在博士論文《電信詐欺產業及其防治研究：計量經濟分析》中，范博士結合計量經濟學方法，深入剖析電信詐欺產業的成因、運作特徵與防治方案，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與數據分析結果，為政府與執法機關提供實務參考。
2024年12月4日，范振家博士憑此研究成果，於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舉辦的第十一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中脫穎而出，榮獲「佳作」殊榮，由法務部部長鄭銘謙親自頒獎，肯定其在犯罪防治領域的學術與實務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