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與ACE的經貿戰略糾葛,台灣南向政策是福兮?還是禍兮?

高雄市經貿發展協會  總幹事  蔣權瀚  2016/5/30

一、前言


二、ACE-中國大陸參與國際盃最重要的夥伴

(一)東盟是中國大陸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外部需求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目標-已立立人、己達達人

(三)南海政治與軍事勢力的博弈

(四)中國大陸主導RCEP區域經貿組織的總體目標實現

(五)人民幣的國際化還是亞洲化?

三、日本南向政策-東京戰略的發展構想與目標

(一)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的轉移與產業供應鏈的再出發

(二)邁向美麗之島的理想與日本經濟生命線的現實

(三)與一帶一路及瀾湄合作機制的不期而遇?

(四)歷史的因果­-中、日南海政治軍事的再抗衡

四、台商的選擇-無奈卻是意志堅定的南向政策

(一)1995二十年來台商的機遇與糾結

(二)2016台灣民進黨政府的再起飛揚或是再陷泥沼

(三)南向政策-明跟日本?暗隨中國?

(四)扭轉乾坤、再創台灣奇蹟-中、日、台共同合作開發

一、前言

當今中國正在打造自己的「亞投行+絲路基金+人民幣」模式,外面再加一個「一帶一路」戰略,以及習近平在2014年博鰲論壇開幕演講提到的「亞洲命運共同體」,作為包裝。中國的意圖再明顯不過,它要在亞洲做一件美國70年前做的事,複製美國的「世銀+IMF+美元」模式加上「復興歐洲計劃」,就是建立中國主導的亞洲經濟與金融新秩序,也順便讓中國企業名正言順地走出去。當然,亞投行、一帶一路,也是中國向外輸出過剩產能,紓解國內過度投資的壓力,在亞洲建立一個由中國所掌握的經濟與金融秩序頂層設計的亞洲戰略架構。

日本這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4年GDP為中國所超越,原本既有亞洲開發銀行及大東亞共榮圈的區域經貿構想,特別是2012年4月針對東盟5國(中南半島的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在第四次經濟部長高峰會中,日本依據MJ-CI行動計劃提出了一筆包括57項基礎建設發展計劃,總額高達2.3兆日圓的方案,被稱為「東京戰略2012」。當中國2014年博鰲論壇,提出『一帶一路』的經貿戰略構想後,2015年7月4日,日本與湄公河五國元首進行高峰會,安倍政府承襲了過往的MJ-CI行動計劃與湄公河發展路徑圖,同時配合2015年東盟共同體境內的全面零關稅目標,提出『新東京戰略2015』方案,日本以「高品質發展」為主軸,提出自2016年至2018年間將給予7500億日圓的ODA(政府援助)援助。2016年博鰲峰會前夕,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在海南三亞舉行,中國、泰國、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等六國領導人參加。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宣布,要加速推進中老、中泰鐵路,中緬陸水聯運等大項目,中方願設立100億元人民幣優惠貸款和100億美元(約650億人民幣)信貸額度,用於支持瀾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項目。指稱『瀾湄合作機制』有利於構築中國-東盟全方位合作升級版。

中國自12/5國家總體經貿計畫啟動亞洲的總體經貿戰略頂層設計-『一帶一路』,當然在亞洲的區域經貿戰略上必定與日本的區域戰略有所杆挌,如『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協議、TPP、RCEP等多邊協議,均是各自表達或主導各自國家在亞洲地區的經貿政策,而中、日之間東海爭議及中、日自由貿易協定也一直未有定案,這都是環環相扣的區域經貿戰略問題所導致。因此,地處中、日兩大經貿強國之間的台灣,有『紅色供應鏈』的追趕,卻又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吸引,但又期盼產業技術的合作升級,真正做到創新的供給側改革,打入東盟開發中國家的新興市場。如何打這場『經貿亞洲杯』?如何拉幫結派、整合資源參與東亞與東南亞市場?似乎已經迫使台灣要做出選擇與分配!

二、ACE-中國大陸參與國際盃最重要的夥伴

(一) 東盟是中國大陸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外部需求

林毅夫先生在2012年9月出版一本著作,<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界銀行四年對國際重要問題的思考和建議>,就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所產生世界經濟衰退的情形,提出在已開發國家外,創造一強大的外部需求的構想,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的地區,將貶值的過剩資金及產能投入到開發中國家的基礎建設,一方面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環境,一方面提升結構性改革,也使的國際過剩資金避免重蹈大進大出,造成開發中國家的金融恐慌。因此,中國大陸的亞洲盃『一帶一路區域經貿戰略』,就在這樣的頂層設計構思下發展出來,當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資金是所有基礎建設推動工作不可缺的一環,所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絲路基金孕育而生。給中國大陸的亞洲盃提供國際金融的有效支持。這項由中國主導的金融體制,將被認為是最務實有效的資金池,不僅創造一帶一路的外部效益,更增加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與機會。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目標-已立立人、己達達人

中國大陸自2000年12月加入WTO以來,對於對與東盟十國的經貿合作與交流就不遺餘力,特別於廣西南寧設置東盟10+1的永久會址與總部,每兩年在此招開會議,特別是推動RCEP的多邊自由貿易區域組織的建立,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更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亞洲經貿戰略目標,其重要性更勝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畢竟東盟有6.6億人口的潛在消費市場,更有充沛的年輕與低成本的勞動力,惟其缺點就是資金不足、基礎建設不夠,使得產業發展只能歸屬於低效能的產業型態。當2012年中國經濟成長下行後,亟需創造一個強大的外部需求,東盟10國的市場,中國大陸的好鄰居,正式成為一帶一路戰略計畫的範圍,2014年博鰲論壇正式提出,海上絲綢之路計畫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及寮國等國提供高速鐵路、公路、運河、油管及電信等基礎建設計畫,並加入機場、港口及經濟加工產業園區的開發,如此,為中國的過剩產能與超量發行的資金提供去處,更為中國製造廠商創造新的市場,同時進行供給側改革的機會,也帶動東盟國家的經濟再發展,這真是利人利己的好政策。也穩定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除此之外,對於巴基斯坦娜達爾港的自由貿易港區投資開發及建設到達新疆喀什的油管與公路,也是為了因應能源運輸生命線的替代路徑,當然斯里蘭卡可倫坡港的投資開發有異曲同工之妙。明朝鄭和下西洋的海上經貿之旅,成為中國大陸12/5暨13/5總體經貿計畫的基礎,再次引導中國經濟產業拓展至伊朗、沙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甚至非洲地區的剛果等國家。所以中國大陸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利己利人,又己立而達人的重要計畫,2015年中國大陸的人均GDP為7,968元美金/人,如果順利有效執行一帶一路計畫,直到2020年,中國大陸除了躍過中等收入陷阱外,人均GDP達到11,000元美金/人(預計)的目標,也完成供給側改革與全面脫貧,達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三)南海政治與軍事勢力的博弈

當2012年美國聯準會已完成第三次美元量化寬鬆政策後,為持續創造美國經濟復甦,特別是使美元再回到美國地區,對於除了歐元區以外的國際區域情勢,中東地區的宗教與政治衝突(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等),創造資金轉進美國地區作用卻未達預期。據調查了解,國際資金大量停留香港與新加坡的此一東南亞地區,以尋求東南亞新興國家的投資機會時,美國發覺亞洲盃已經開打,提出了『重返亞洲』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構想,意在使的量化寬鬆的美元資金,隨著美國經濟復甦的吸引力,再加上『創造』的國際投資環境惡化的壓力(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佔中運動、越南的排華運動及朝鮮核武軍演等),使的國際資金重返美國,以維持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當然,中國南海所圍繞的周邊東盟國家,自然也成為美國重返亞州的策略夥伴,包括菲律賓、越南、澳洲等國家,以TPP的優惠條件緊密結合公同利益,對抗於南海填海造陸的紅色供應鏈,除此之外,也放寬美日安保條約的範疇,引導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正式的代理人,支持日本在軍事及經貿上積極介入南海地區的東盟國家,建立與中國相互抗衡的緊密準軍事戰略關係。所以,創造南海周邊國家的『準軍事壓力』,讓國際資金回歸美國似乎已是明顯的策略方案。對日本而言,這也是不得不發展的經貿戰略方向,因為日本經濟長期陷入不振的情形,也需要外部資源的支持,以創造日本國內經濟的振興。在此同時,中國大陸自從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既以『亞洲事務亞洲人自行解決』,以及『中美關係是和平崛起的新大國關係』為其主要的外交政策軸線後,中國大陸的東南亞政策,依循著『己立立人、以達達人』的中華傳統優良文化思維,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與亞投行,為東盟國家提供基礎建設與產業園區開發的經濟發展計劃,當然南海(中國的內海)同樣也維繫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需物資運輸的生命線,加上蘊藏豐富的石油氣能源,當然中國大陸必須主張與鞏固,所以包括永興島在內的七個島礁,填海造陸成為不沉的海上航母,是中國大陸不得不持續建設的戰略方案,因為南海的資源將是中國大陸2025年以後石油氣資源的重要來源地區之一。因此,中國大陸在軍事上與美、日『鬥而不破』,與越、菲『競而不戰』的微妙關係,各自克制,以經濟發展或利益為主要前提,避免差槍走火造成意外的重大經貿損失。越南共產黨今年的執政團隊換屆過程中,既已看出親美派的出局,必有其因。當然排華運動的失控,造成重大的經貿損失當是原因之一。而政治外交上,中國大陸依舊以東盟10+3為其區域經貿戰略的長期目標,而短期內則以落實海上絲綢之路所提出的基礎建設計畫,以及2016年博鰲論壇所提出中國東盟的自貿區升級版-『瀾湄合作機制』,中國與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及緬甸等瀾滄江、湄公河流域等六國,加速推進中老、中泰鐵路,中緬陸水聯運等大項目,中國提供100億元人民幣優惠貸款和100億美元(約650億人民幣)信貸額度,用於支持瀾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項目,進一步維繫經貿戰略關係,相互合作創造各自經貿利益的外交關係。

(四)中國大陸主導RCEP區域經貿組織的總體目標實現

東盟十國與2015年底正式完成共同體自由貿易免關稅的目標,對中國而言,東盟是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日兩國,由於全面免關稅的進入,對於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廠商是重要的優勢,特別是與台灣製造業有相同競爭力的大陸製造商或台商,將更有優勢佔領東盟市場,而台灣廠商的選擇將如何?後續另有專章再敘明。而這個優勢同樣的也發生在日、韓兩國,但中、韓之間的FTA已經於2015年底完成,日本廠商的商品在中國大陸的市場逐漸將由韓國廠商取代,而東南亞的市場,中、日、韓同樣享有優勢,只是各自國家的產業結構,與技術優勢是否在東盟十國的市場上占絕對優勢?則有待於各自國家隊的資源整合參與競賽了!因此,東盟十國的亞洲盃就須看東北亞中、日、韓的經貿戰略方向而定。但自2012年釣魚島事件造成中、日FTA的協商停擺後,似乎RCEP(東盟10+3)的多邊協議進程也受到影響,特別是美、日主導的泛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協議(TPP),也於2016年初達成協議,雖然美國正處於領導人換屆選舉,對於國會通過的壓力極大,但參與TPP的越南、菲律賓及新加坡對於中國大陸主導的RCEP,卻已經有了美、日的免關稅市場優勢。中國大陸國家隊(國企與央企)扛著『海上絲綢之路』、『瀾湄合作機制』、『絲路基金』及亞投行的資源,加上東盟免關稅的優惠措施,完成中國大陸境外強大需求的產業結構升級及供給側改革方案。

(五)人民幣的國際化還是亞洲化?

人民幣的國際化議題,是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後,美國聯準會進行美元量化寬鬆政策同時,中國大陸擴大內需,發行四萬億人民幣的量化寬鬆政策,隨著總體進出口貿易的持續成長,2014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的外溢現象一直不斷擴大,特別是2012年中國大陸經濟下行,生產過剩,資金氾濫,因此如何有效運用人民幣進行海外投資成為中國的重要課題。而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匯率自由化,以市場機制為前提,方能成為IMF所接受的國際儲備貨幣。因此,為階段性使人民幣的成為具有國際金融條件的信用工具,納入IMF的國際儲備貨幣SDR,中國大陸以上海自貿區作為人民幣境外交易的試點區域,並以『港滬通』導入香港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測試上海人民幣境外交易市場的可行機制,培養上海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國標竿。當然人民幣的境外交易中心也在東南亞的新加坡及英國倫敦分別設置,以因應東南亞及歐洲金融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只是截至2015年底為止,該兩地去的人民境外交易中心佔整個人民幣境外交易總額的10.5%(新加坡佔7.5%),絕大部分的境外交易仍然是以香港及上海為主。所以,人民幣是否真正的國際化,還是受到美元、歐元與日圓的影響,以2015年中、美進出口貿易總額約6,400億美元,中、日進出口貿易總額4,800億美元,總共約11,200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絕大部分都是以美元為計價基礎,並在順差的情形下,成為美元外匯存底。不斷累積的美元外匯存底,約計3.2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如果在匯率自由化的情形下,隨市場機制運行,既產生2015年開啟『港滬通』後,大量對沖基金(投機套利資本)的投入中國股、匯市,造成『六月股災』及下半年的匯損,因此人民幣的國際化,在匯率自由化的機制上,中國大陸依然回歸地原有的管制措施,對於目前的『常態化』下行經濟結構,及處於供給側改革的現階段,維持中國大陸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似乎是大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畢竟與日本及美國兩大經濟體間的貿易摩擦與金融資本的不對稱性,是導致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尚沒有可共同接受的遊戲規範(G20財長會議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建議無疾而終) ,更遑論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性有那麼的強烈嗎?!也許配合著一帶一路、瀾湄合作機制、東盟自貿區協定、亞投行及絲路基金,打好亞洲盃,同時與日圓間的金融資本合作,完成中日自由貿易協定,或許發展RCEP的『亞元區』夢想也不錯!當然,這要看美國的美元願不願意放手!除非給他長久的利益,否則人民幣的真正國際化仍又很長的路要走!

三、日本南向政策-東京戰略的發展構想與目標

(一)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的轉移與產業供應鏈的再出發

自2012年中、日釣魚島漁船衝突事件,所衍生的各項經貿摩擦,實際上兩國之間早已埋下的爆破引信,畢竟自1987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製造業在台、日、韓等國家產業技術及資金投入下,配合來料加工的出口導向經濟政策,以及WTO的國際自由貿易規則,讓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步晉升到開發中國家的領航者地位,不僅國家資金充裕,且建立強大的內需市場,龐大的市場有機會也有風險,當多邊貿易的不對稱性產生極大的差異時,各類的『制衡工具』包括智慧財產權、匯率自由化、碳足跡、關稅減免等等不一而足的產生,以追求公平合理的貿易模式,但國際現實的環境與條件終將是要面對的,所以日本與中國的競合經濟是累劫因緣宿命,積極奮起的中國,遇到已開發國家開始反全球化的區域貿易保護主義時,中國大陸該如何因應與建立彼此的競合關係,影響到中國下一代經濟發展,日本的消失二十年引以為戒。

早在1987年中國改革開放前,日本企業既已經進入中國大陸,以三井集團為首的鋼鐵產業,於1980年開始與上海寶鋼合作,推動大型一貫煉鋼廠建設,同時也衍生鐵礦原料的貿易與運輸的合作,當然逐步的擴展到其他金屬加工製造,甚至焦煤煉製的合作及汽車生產製造的合作。這當然是中國大陸當時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的環境條件,促使日本企業進入中國大陸進行投資。直到2004年以前的20多年可說是兩國之間的經貿蜜月期,日本享有廉價的中國加工生產的商品,同時也輸出工具機或設備零主件到中國,中國得到國外資金投資外,也提升工業生產技術,及增加就業人口,中日之間各取所值及所需。但2004年東海石油氣田的開發計畫,導致中、日之間在經濟資源的爭奪上,有了白熱化的衝突,畢竟中國與日本是當時世界第三與第二的經濟體,對於稀有的經濟資源,需要有所掌握與控制,特別是石油與天然氣,當時雙方在雙邊貿易及各項產業投資還處於可忍受期,彼此節制未釀成軍事衝突,直至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時,中、日雙方才達成共識,朝向合作開發模式進行開發,為時至今日雙方仍然未有達成協議,這當然也受到釣魚島事件(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排日運動)的衝擊。而自2009年後,中國大陸夾帶期自建的主權基金,開始向國際進行投資之際,特別是鐵礦砂的礦權投資,也與日本企業爭鬥中敗退下來,這當然也因為中、日兩國是世界進口鐵砂的前兩大國家,對於鋼鐵產業鏈需求的原料,雙方自是投入極大的資源希望能有所掌控,以延續本國產業所需的原料。由上述情況可知,中、日之間的經貿合作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有了相當大的轉變,中國大陸的生產成本增加、工資上漲,而中國民族主義的過度高漲,也影響日本企業投資之意願,更特別的是固定資產投資風險增高(泡沫化危機),加上兩國在經濟戰略資源上的爭奪白熱化。在此同時,中、韓兩國間的經貿合作卻更加的緊密,包括汽車、消費型電子產業、潔淨能源及生技產品製造等等,以及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完成,更使的韓國商品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替代了日本的商品。因此使的日本不得不重新定立中、日兩國間的經貿關係與模式,同時在亞太地區找尋新的經貿產業發展方向。向南發展似乎已經是日本國家與企業不的不做出的選擇!

(二)邁向美麗之島的理想與日本經濟生命線的現實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以下簡稱「首相」)安倍晉三,在2004年出版的《邁向美麗之國》一書中,時任眾議院議員的安倍晉三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張。他自認為自己的政策主張是「開放的保守主義」,在安全政策上更注重強大國防力量,積極致力修改日本憲法,以提升自衛隊的地位;在經濟政策上,安倍特別推崇「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理念;在社會福利方面,安倍則強調「最低保障」和「自行負責」兩大原則。在對外關係上,他則不僅肯定美國所代表的普世價值並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甚至在書中也明白地表達他對北京當局縱容反日的厭惡,也提出了未來由日、美、印、澳共同建立同盟的願景。在2002年到2007年的小泉與第一任安倍政府期間,日本出現了泡沫經濟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復甦。這次的經濟復甦是由於日圓貶值所導致的出口擴張以及公營事業民營化改革所致,也讓日本擺脫了「零利率」時代,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場「少數資方經濟復甦、多數勞方經濟衰退」的景氣,因此又被稱為「無感景氣」、「裁員景氣」。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回任日本首相之後,提出「強大日本」的國家戰略方針 ,包括「經濟再生」、「教育再生」、「外交再生」與「生活的再生」等四大主題。其中「經濟再生」的目標其政策體現就是所謂的「安倍經濟學」(Abecnomics),包括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與喚醒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等「三支箭」目標。具體內容更包括促進日圓貶值以利出口、無限制的量化貨幣寬鬆政策、大規模的國土開發計劃、制訂「全員參加成長戰略」等。「外交再生」的目標則包括:一、強化國土防衛能力;二、強化日美同盟,並尋求改善和中國、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三、尋求與東盟、印度和澳洲在能源與安全議題上之合作;四、以普世價值為本彈性地推動戰略外交。目前為止,安倍政府也加強了和印度、越南、菲律賓等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就《環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簡稱TPP)與釣魚台議題達成共識。

由前述日本安倍競三首相的政策可以看出,(一)東北亞的外交策略是採保守的安定方案,改善中、俄、韓與日本之間因二次大戰所衍生的民族主義衝突,同時也提升美、日同盟的緊密關係,以平衡中、俄、日間的國防安全防線。在國際經貿方面,同時以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與中、韓『競而不爭』,保持彼此未來『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空間。(二)東南亞的外交策略採取積極的擴張方案,爭取越南、菲律賓及印度的準軍事戰略合作,主要是日本86%的物資運輸路線必須經過南海,為保障日本的生命線,特別是能源方面,與上述國家加強安全戰略合作是極其必要的。在國際經貿合作上,當然依循著自2009年與湄公河流域的五國進行『東京戰略計畫』,以及TPP的關稅優惠條件,建立東盟國家成為,除中國大陸以外,日本境外的再生需求。畢竟東盟十國的充沛廉價勞動力是日本企業轉出中國市場的最佳選擇。

(三)與一帶一路及瀾湄合作機制的不期而遇?

自2005年起,受歐盟組織的影響,ACE成員即開始討論成立多邊的自由貿易組織,特別是東盟成員國間的免關稅優惠措施,將會為東盟十國的貨品貿易提供更廣大的市場,帶動東盟區域經濟發展。2009年金融海嘯後,日本發覺中國市場優勢不再,必須另行開發替代性的境外需求,東盟十國的優勢適時地浮現在日本政府與企業的產業白皮書。2009年10月,日本與湄公河五國舉行了首次的經濟部長會議,並在當中敲定了以整頓重要基礎建設、促進貿易、振興中小企業與強化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為四大支柱的「日本‧湄公經濟產業合作倡議」(MJ-CI)。在同年11月所進行的首次領導人高峰會中,除了提出「東京宣言」作為日後的合作準則與目標,並制度化高峰會外,同時也共同提出了63項的具體合作內容,作為日後雙邊合作的骨幹。這項多邊經濟合作架構對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區域經貿政策產生了壓力。2012年4月,在第四次高峰會中,日本依據MJ-CI行動計劃提出了一筆包括57項基礎建設發展計劃,總額高達2.3兆日圓的方案,被稱為「東京戰略2012」。其中有三大主要發展方向:

  • 提高湄公河流域諸國間的連結性
    • MJ-CI行動所提出的諸項交通建設與基礎建設;
    • 提出亞洲貨物公路(Asian Cargo Highway)構想;
    • 建立東協智慧型網絡(ASEAN Smart Network)。
  • 湄公河流域諸國共同發展
    • 協助各國發展健全的總體經濟環境;
    • 協助改善當地投資環境(如振興中小企業、穩定電力等);
    • 促進域內進一步的經濟合作與連攜;
    • 促進文化交流與觀光;
    • 協助越柬寮三國共同邊境地帶之開發。
  • 確保人類安全保障與環境之永續發展
    • 提供與協助防災處理相關的訓練、技術與設備;
    • 確保食材安全性,協助提高當地的食品安全性;
    • 與其他單位團體合作,協助當地減少嬰幼兒與產婦死亡率,同時消除愛滋病、結核病與瘧疾等。

基礎建設部份具體化為有33項共同發展計劃的「湄公河發展路徑圖」(Mekong Development Roadmap)。除了緬甸土瓦港與越南永安港發展工程之外,還包括協助建立跨國公路與橋樑、協助建立發電廠與電網之鋪設、改善越南與寮國之機場設備、協助各國完備海關程序、協助各國擬定產業策略並發展如紡織、觀光、機械、服務產業等。可見日本政府在湄公河五國的投資環境改善與長遠的經貿合作上確實已早先中國大陸做實質的準備與投入。

MJ-CI行動計劃中的主要基礎建設投資計劃圖片來源:修改自http://ppt.cc/Bkdhj

中國大陸自2009年採取擴大內需的經濟拯救方案後,至2012年期間各項經濟數據雖然仍維持高度成長,但生產過剩及資產泡沫的危機已逐漸在2013年浮現,因此,如何移轉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及過剩產量與資金,是中國大陸當務之急。當發現「日本‧湄公經濟產業合作倡議」(MJ-CI)時,中國大陸提出更為上層的頂層設計,一帶一路戰略計畫及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構想,當然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思路與『東京戰略2012』產生了重疊性與衝突性。由於湄公河五國的地理區域正處南海與中國大陸之間,以及通往東北亞的重要通衢上,對於中國大陸與日本兩國均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4年12月,在曼谷出席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第五次領導人會議時,就深化中國同中南半島五國關係提出三點建議,包括(1) 共同規劃建設全方位交通運輸網路和產業合作項目,(2) 打造融資合作的新模式,和(3) 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和協調發展。目前,大湄公河流域國家正在建設貫通東西、連接南北的9條跨境公路,其中部分已經完工,例如廣西已經建成了通往友誼關及東興口岸的高速公路。此外,廣西亦已開通南寧至河內的國際列車和連接其他主要東南亞城市的航班。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走廊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15年7月4日,日本與湄公河五國元首進行高峰會,日本政府承襲了過往的MJ-CI行動計劃與湄公河發展路徑圖,同時配合2015年東協共同體境內的全面零關稅目標,日本以「高品質發展」為主軸,提出自2016年至2018年間將給予7500億日圓的ODA援助。

  • 整頓湄公河流域的產業基礎建設並強化硬體設備的連結性
    • 日本將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提供五年1100億美元的貸款協助當地發展「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 在整頓產業基礎建設方面,利用各項地形情資協助各國進一步發展都市開發、能源、運輸、下水道、農業與食品業、電子通訊、衛星定位等產業;
    • 在強化連結性方面,重點是在強化域內各國陸海空的交通便利性,包括協助建設域內鐵路與公路、發展土瓦港建設與各國內水交通運輸,以及協助整頓各國機場設備與建立定期航班等。
  • 培養產業人才與強化硬體設備的連結性
    • 希望透過「湄公產業開發願景」與各地的特別經濟區之建立,培育法律、金融、教育、醫療保健、農業、女性地位等領域之專業人才,同時養成優質的技術性勞工以協助當地建立「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 除了各項文化、學術交流之外,透過整頓法律制度與智慧財產權、現代化海關與郵政制度、合理化港口手續等「制度性連結」,以及RCEP、改善投資環境等「經濟性連結」促度域內以及日本‧湄公河五國的交流。
  • 發展「綠色湄公」以促進永續發展
    • 雙方未來將在防災、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高效火力發電等領域合作。
  • 與各種行為者合作
    • 為達成上述目標與優化發展內容,將會與域內與全球的國際組織、關係國、民間單位等合作,共同規劃不同發展領域的具體內容與落實。

2016年博鰲峰會前夕,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在海南三亞舉行,中國、泰國、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等六國領導人參加。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宣布,要加速推進中老、中泰鐵路,中緬陸水聯運等大項目,中方願設立100億元人民幣優惠貸款和100億美元(約650億人民幣)信貸額度,用於支持瀾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項目。指稱『瀾湄合作機制』有利於構築中國-東盟全方位合作升級版。

(一)、基礎設施

1.加速推進中老、中泰鐵路,中緬陸水聯運等大項目。

2.探討建立瀾湄邊境地區經濟區和產業園區、投資區和交通網,不斷完善瀾湄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二)、產能合作

1.依據相關國家法律框架和發展實際,優先推進電力、電網、汽車、冶金、建材、配套工業、輕工紡織、醫療設備、信息通訊、軌道交通、水路交通、航空運輸、裝備製造、可再生能源、農業以及農產品和水產加工等領域的產能合作。

2.中方將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平台,積極支持瀾湄地區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開發。

3.進一步擴大與湄公河國家貿易和投資本幣結算,完善跨境人民幣清算安排,提高瀾湄次區域貿易規模和水平。

(三)、可持續發展

1.中方將繼續推動落實「東亞減貧合作倡議」,優先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幫助5國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設定的各項目標。

2.設立瀾湄合作專項基金,支持6國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項目。

3.願與湄公河國家共同設立瀾湄水資源合作中心和環境合作中心 。

4.加強跨境傳染病聯防聯控,為5國培養更多公共衛生領域專業人才。

(四)、人文交流橋樑

1.中方未來3年將提供每年1.8萬人政府獎學金和5,000名來華培訓名額,並探討設立職業教育培訓中心。

(五)、執法安全

建議設立瀾湄流域綜合執法安全合作中心,開展聯合執法、人員培訓等活動。

當然中日雙方在中南半島湄公河五國的投資與合作計畫,各自有其戰略考量,但不謀而合的也是為創造各自境外需求與能源安全的目標而努力,但從2016年3月初,中國應越南要求打開雲南景洪瀾滄江水電站的閘門,加大下泄水量,以紓解下游近一段時期的旱情,即可了解中、日之間對湄公河五國的影響孰重孰輕了!而人民幣與日幣也各自在亞投行、絲路基金與亞洲開發銀行的運作下逐漸外溢到東南亞甚至印度洋地區。看來在2030年前,中日的亞洲盃冠亞軍爭奪戰還會由延長賽事!

(四)歷史的因果­-中、日南海政治軍事的再抗衡

東盟與中國大陸曾於2002年發布沒有法律拘束力的「南海行為宣言」,強調通過雙邊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爭議。東盟雖曾試圖與中國大陸達成一項具法律拘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不過該談判至今仍沒有下文。菲律賓以國際海洋法庭仲裁方式,處理黃岩島事件的訴求,美國反而強調應該以和平、合作、多邊與外交手段應對南海主權衝突,畢竟美國並非參與國際海洋法的國家,如此也方能凸顯美國超級軍事強權的地位,美國與菲律賓的《提升軍事合作協定》已正式生效,並開始在菲國進行軍事基地整修,執行陸海空軍輪調駐防活動。國際法庭即將宣布南海爭議案仲裁結果,北京當局也表明不接受仲裁的立場。日本安倍政府積極推動新《安保法》,強化美、日同盟軍事合作質量外,也在美國的支持下,與菲律賓建立日、菲南海戰略夥伴關係,除提供五架訓練機外,並提供菲國海軍建造10艘巡邏艇的援助貸款,雙方將進行各項軍事演習合作。日本政府並於2015年11月上旬與越南達成《日越協議》,讓日本軍艦可以停靠越南金蘭灣港口補給,對南海安全環境將產生複雜影響。2016年5月上旬,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連續走訪越南、泰國、寮國與緬甸,就是配合美國而建構針對中國的「南海包圍網」。因此中、日、美三國在南海間的外交與軍事抗衡,將隨著中國南海島嶼填海造陸的進程益加緊張。

南海地區的這一切軍事戰略結盟與抗衡,無非是中、日間在南海海域的能源安全與區域資源的保護與掌握,這也是兩國在亞太地區工業革命後,國家發展的宿命,沒有資源或資源不足的國度,需要外向的資源支持,方能穩定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1936~1945年間,日本佔領中國部分領土,也是為了資源取的軍事侵略史實。對於將南海視為國土範圍的中國大陸,當然是無法接受領域被侵擾的事實,惟在美、日軍事強國(世界第一及第四)聯手的情形下,中國大陸不得不隱忍目前的現狀,畢竟中國大陸的亞洲盃還屬於單打獨鬥情形,越南雖同屬共產國家,同時雙方經貿投資密切,但1980年代的懲越戰爭陰影,使的越南對中國大陸仍有所忌憚。而原本海峽兩岸之間,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似乎與中國大陸在南海立場上,因為『憲法一中』的立場,雖各有表述,但維護南海利益的態度是一致的,特別是台灣擁有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太平島,並有200海浬的經濟海域宣示權,這在2016年1月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率國際媒體團視察太平島時,做出了強烈的領土保衛態度。這樣的基礎,是否會於520蔡英文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其『靠美親日』的外交政策而失去台灣南海領域的立場,而使中國大陸益形孤立?還是堅守憲法主權意志,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堅定表態,不為任何強權所左右?將有待新政府的智慧判斷做出最有利台灣的決策。

四、台商的選擇-無奈卻是意志堅定的南向政策

(一)1995˙二十年來台商的機遇與糾結

1995年台灣領導人李登輝先生推動對中國大陸戒急用忍南向發展政策起,前往東南亞,包括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地區的投資台商,於1997~1998年受亞洲金融風暴之影響,絕大部分是投資失利剎羽而歸,特別是泰國與馬來西亞,此一階段的南向政策可謂失敗收場。反倒是西進中國大陸台商,因為人民幣貶值,土地稅捐優惠、低工資等條件配合,反倒創造台商在壯大發展的機會。當年台灣中央政府的兩岸關係政策,與美、日的外交經貿關係,經過20年後,可能整個亞太經貿局勢背景完全不同,但前車之鑑,不得不思,畢竟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