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和平發展是東亞地區經貿成長的動力

2016年7月31日推動兩岸民間簽署和平協議稿                          

 台灣兩岸光彩聖母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  蔣權瀚

自1979年中國對越南的“懲越戰爭”於1988年正式結束後,東亞地區(包括東南亞)至2015年,這30多年來除韓國與朝鮮國在邊界地區(北緯38°線)偶有零星戰事外,並無大規模戰事發生,因此,對此一地區許多國家,多將國家的力量與預算投入在經濟改革發展上,以提升國家的經濟產業發展,為人民創造福祉,因此,包括中國、韓國、港、臺、甚至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經濟多有所成長,特別是亞洲最早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日本,在1980年代起就有“日本第一”的美譽,而19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更是穩定發展,逐漸成為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前列代表,成為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的學習對象。

自1987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1989年兩岸開放交流、探親、甚至投資、貿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至2015年人均GDP也達到約8,000美元/人,這樣的成就,可謂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安定繁榮的年代,而這樣的經濟果實,也是奠基在兩岸和平,乃至東亞和平的基礎上的成果。同一時期,臺灣的人均GDP則為22,780美元/人,這樣的經濟成果均是推動經濟發展、增進國民福利為依歸的國家政策為重點,當然在國際經貿及外交方面,也採取多方忍讓等方式,協調達成多邊或雙邊的共同利益,進而促進此區域的經貿繁榮。

自2012年美國推動重返亞洲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以來,亞洲地區的緊張情勢不斷升高。日本安倍晉三政府強化“美日安保條約”,範圍至釣魚島(中國聲稱擁有領土主權),同時變更憲法,將自衛隊軍事設施可延伸至海外其他地區或國家之合作等,在東北亞與中國、俄羅斯有著相互抗衡之勢,不斷的與駐日美軍進行軍事演習。

而美國政府除支持日本重整軍備外,同時也開始重啟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派駐海、空軍人員,也開發與越南進行軍事合作等,而中國大陸在南海地區的“填海造陸”加強軍事設施,一方面是保障南海資源利益,一方面為區域安全增強自身的保障,因此,中、美、日、菲、越的南海軍事壓力正不斷升高中。雖然自2013年後,中國大陸經濟下行,而日本的國內經濟也在1%—0成長間徘徊,但對於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發展,確實是兩大亞洲強國勢在必得的重要市場,也是延伸兩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能,因此,經貿摩擦的不斷發生,也帶來區域軍事風險,特別是中國大陸在洲際或長程導彈的打擊能力不斷提升,且在海洋軍力,特別是遼寧號航空母艦的成軍,增強了遠洋作戰能力,空軍第4.5代的殲15甚至第5代的殲20(隱形戰機)及無人飛機均已研發完成,進入量產階段,這表示中國大陸已有決戰于東亞第一島鏈外的能力,更何況中國具備65艘之多的潛艇,與美國數量相當,更是其海空立體戰的重要戰力。

而朝鮮的核武發展,也造成東北亞在軍事壓力上的恐懼態勢,特別是日、韓兩國均在朝鮮中程導彈(核彈)的射程範圍內,此一狀況升高了美國在日本軍事基地的相對風險,也造成日、韓與美國更緊密的軍事合作,甚至不斷擴大軍事演習規模,以及評估架設“薩德防禦飛彈系統”以增加日、韓軍事防禦能力,當然也相對於中國大陸軍事設施產生影響。

美、中經濟戰略對話,每年六月召開,針對兩國之間在區域、全球有關軍事、經貿、外交等各項議題進行溝通與協商,以期穩定亞太地區的軍事及經貿情勢,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在亞洲地區產生摩擦,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安全疑慮,美國的區域再平衡方式,以採取軍事擴張及結盟方式進行與中國抗衡,甚至中、俄抗衡,似乎是有待商榷,畢竟軍事擴張方式,對於經貿發展是潛在的負面因數,不僅破壞民生建設,也傷害人民生命財產,此種平衡政策是最下策的國際合縱連橫的方案。

因此,海峽兩岸採取“和平發展”的方式,在經貿發展、民生福祉、公共建設、科技創新等專案採取合作開發,相互整合的方式推動,相信這將是一股穩定東亞(東南亞)的力量。20151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台灣總統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會談。這場歷史性的會談,代表了過去自2008年後,兩岸政府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下,除達成23項協議外,更創造和平發展下的經濟成長,包括觀光客的開放,累積超過1,500萬位赴台,農產品的外銷中國大陸等,這都是和平發展的成果。但這樣甜蜜的成果卻有可能因為目前東亞的緊張情勢而破壞,因此,兩岸有識之士,更應該為亞太區域的和平及經濟成長負起責任與擔當,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降低兩岸軍事風險,特別『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建立“正常溝通聯繫”管道,以及“軍事互信機制”等,為中國大陸及台灣兩岸,以及東亞地區創建區域和諧發展。